最近几天，各种“大瓜”刷爆媒体，“代孕”一词更是被频频提及。
一边是“小仙女”人设的女明星在录音中说，“我们孩子还可以再要，我们一些受精卵还没用完，还保存了这些东西”。
另一边是几年前，“资深才女”在某访谈节目上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是可能要准备代孕的，这很正常”，还提及身边很多人这么做，“找一肚子”生双胞胎、三胞胎的都有。
在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下，代孕是被明令禁止的行为，它意味着将女性的子宫当作“商品”，是对女性的物化，更是对生命本身的漠视。
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被当作“行走的子宫”，变成了所谓的“肚子”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01
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在小说《使女的故事》中，描述了这样的场景：有生育能力的年轻女性（即“使女”们），被“分配”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，她们的行动自由、财产权利等被完全剥夺，饮食起居受到严格的监视，唯一的职责就是要生下子嗣。
饱受争议的BBC纪录片《代孕者》，就展示了印度的一家“代孕工厂”。数百名穷苦印度妇女挤在“代孕屋”里，向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生育的夫妇，“出租”自己的子宫，以换取约8000美元的劳务报酬，用于改善贫困的家庭状况。
从表面上看，经济拮据的代理孕母们辛苦十月怀胎，拿到了不菲的金钱（大约相当于普通体力劳动者数年的收入），另一头的夫妇们迎来了渴盼已久的新生命，似乎是相当合理、公平的交易。
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
考虑到代理孕母们的生存困境、她们走上这条道路的真实原因，以及不同社会阶层、财富状况人群间的权利分化的现实等因素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当女性沦为“生育机器”时，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悲剧，更折射出社会与人性的幽暗一面。
02
“代孕”绝非新生事物，它曾以不同的形态和面目，出现在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。
在古代中国，受到“三纲五常”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等封建思想的荼毒，为了延续香火、传宗接代，一度出现过“典妻”等陋习，也就是说，把妻子像商品一样“典质”出去，给有钱人家做几年的临时妾室（通常要附加生育条款），其后再遣返夫家。
根据史料记载，“质卖妻儿”的行为在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，宋、元、明、清几代也相当普遍，即使到了民国时期，“典妻”现象依然十分活跃，形成了对底层贫困女性的极大剥削。
20世纪30年代的青年作家柔石，在他的代表作《成为奴隶的母亲》中，就以“典妻”春宝妈妈为主角，向读者生动地展示出一位旧时代“代理孕母”的悲惨遭遇。
春宝妈妈年轻时嫁给一位皮贩为妻，起初丈夫工作还算勤勉，无奈境况不佳，又沾染上了酗酒、抽烟、赌博等恶习，脾气变得愈发暴躁，家境也一天天地坏下去了。
丈夫对内无力负担妻儿的生活，外边又被天天催债，家中一片愁云惨雾。这时，村里的沈媒婆指点他：“妻虽是结发的，穷了，也没有法，还养在家里做什么呢？”
她顺势又介绍了一桩“好生意”：邻村50岁的老秀才无所出，娘子又不让他娶妾室，最近才答应“典当”一个女人，要又能做事，又能生养，而他的妻子、还在哺乳期的春宝妈妈就很符合条件。两人一拍即合，没跟妻子打声招呼，就以100元的价钱订立了契约。
得知消息后，妻子除了哀叹“倒霉”和“苦命”之外别无他法，到了约定的日子，不得不洒泪告别幼子春宝，坐着轿子来到了秀才家。
秀才在物质上对她还算不错，但秀才娘子经常明里暗里地讥讽、打压她，嘲笑她就像是“街头的母狗”，指使她做繁重的家事。生下儿子秋宝以后，“母亲”的称呼自然要归秀才娘子，她的名头只能是“婶婶”。
秋宝的周岁宴上，丈夫竟出现了，名义上是来给孩子庆贺，其实是要找妻子借钱，妻子悄悄把秀才送的一枚青玉戒指给了他。秀才知道后勃然大怒：这个戒指以后是要给我儿子秋宝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拿去送人？
不久，妻子就被赶回原先的家中，就在此前几天，秀才还找沈媒婆打听，要花几十元“续典”几年，或者干脆“买”下来做妾。
与丈夫、儿子春宝一家团聚的日子又是怎样呢？丈夫懒散地歪在炕上，粗声粗气地喊她去烧饭，还不忘语带挖苦地说：“你真是大户人家生活过了！”春宝也被呵斥“找你的娘去睡”。
03
受尽屈辱的三年典妻生活，一度暂时纾解了小家庭的窘境，但丈夫对妻子的付出不仅视而不见，反而对她的态度更加鄙夷。
我们不禁会想：如果此后又遇到难题，妻子会不会再一次被推入火坑，成为大户人家的生育机器？之前被丈夫亲手溺死的女婴，如果侥幸存活下来，等到成年时，是否也会面临与母亲相似的命运？
纪录片《代孕者》中，一位代理孕母说：“我这一生不想让我的女儿做代孕了。”但是，如果不解决“典妻”“代孕”背后深层次的社会与法律问题，这样一个朴素的愿望能否真正实现，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在众多关于代孕问题的分析中，有几个词语被多次提及：贫困、阶级、法律、伦理、女性、工具化。
无论是在90年前柔石笔下的春宝妈妈，还是蜗居在“代孕屋”里的底层女性，她们无一例外都在贫穷的泥潭中挣扎，有时还要面对游手好闲、甚至家庭暴力的丈夫，社会氛围对女性的态度也并不友好。
因此，当有人“出价”租借她们的子宫时，迫于生计压力，她们鲜有拒绝的权力和空间，只能硬着头皮在这条暗黑的道路上走下去。从这一点来说，那些看似公平的代孕契约，本质上就是利用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，构成了剥削和压迫他人的事实。
纪录片的印度女医生、代孕组织负责人说：“非常特殊的女人才能成为代孕者。”她认为，这些女性的选择大大改善了家庭生活的状况，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。
实际上，代理孕母能够拿到的8000美元（如果遇到流产等情况，到手的可能仅有几百美元），只是机构所收取费用的不到三分之一，表面上是“双赢”，背后都是“生意”。
刑法学教授罗翔说：
从法律层面来说，器官捐献是被允许的，器官买卖却是绝对禁止的。子宫作为身体器官也是同样道理，“代孕”行为会导致同一个孩子出现三位、四位父母的情况，本身就与社会伦理存在一定冲突。对于女性来说，这种所谓的“租借”行为也构成了对她们自由权利的侵犯。
那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“代孕产业”，在为少数人提供便利、成为攫取财富工具的同时，对更多的人、对社会风气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更为深远的。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婴儿被弃养、因非法取卵造成无法逆转的身体伤害等情形，构成了对生命健康权的漠视。
更恐怖的是，当它成为一门堂而皇之的“生意”，人就会变成“工具”，最终可能走向的结局，很可能就是上演真实版的“使女的故事”：人失去了姓名，没有了个性，更遑论尊严与权利，剩下的只是无差别的生育符号。
到那时，人与机器、与奴隶又有何分别？
注：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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