口述 / 陈婧（新媒体运营，31岁，杭州） 记录 / 萧萧
1
总有一种感觉，有一天我会死于一场意外，比如，宫颈癌。
在开车去医院的路上，这样的感觉再一次强烈地席卷而来，让我溺于一个密闭的空间里，脑子里茫茫一片空白。
前几日，单位组织女职工进行了一次体检，而今日一大早，我还没到单位，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说我的HPV结果存在问题，询问体检报告是我自己去拿还是交给单位。
我顿了顿，强作镇定问：“是有高危项吗？”
“是的。”护士回答。
“报告什么时候能拿到？”
“今天下午可以来医院拿，寄到单位的话应该明天最迟后天能到。”
“寄吧。”我说。
过了几分钟，我又回拨过去，从总服务台转到妇科分机号：“我还是下午来拿吧，我想早点看到报告。”
慌张，一定是有的，但一切似又习以为常。我知道HPV检查的项目是什么，知道高危项、低危项可能发生的病变，知道发现高危项的后续要检查什么……我知道。类似的场景发生过太多次。
“高危型HPV51阳性，低危型HPV43阳性，TCT非典型性鳞状细胞，做个活检很有必要。”坐在我对面的吴医生指了指体检报告，“你应该看得懂。”
我点点头，申辩了一句：“低危之前就出现过，但高危没有，总得有个病毒来源吧，我都不知道它怎么来的。”
我该怎样形容我的状态？从第一次听说HPV病毒感染时羞愧到张不开口，到现在像谈论感冒病毒一样提到它，从更多的是心理上无法接受，到只希望它不要影响到我的健康，我感觉自己挺恬不知耻的——直至这一刻，我仍然认可性是HPV传播的主要途径。
而我，明明什么都没有做。
“我们要取五块标本送检，宫颈口四块，宫颈管内一块，因为宫颈管更容易发生病变。取管内的会有些疼，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受控制的动作，如果经济条件允许，可以选择短效速麻。”医生建议。
“听您的。”我规规矩矩。我能听出所谓病变是什么，去年年底，先生的大哥因咽喉处剧烈疼痛入院，一发现，已是舌癌晚期发生转移。四次化疗，两次放疗，全家人围着照顾，几个月下来，还是吃不下东西，说不了话，瘦得脱了人形。
就在前几天，他还拉着我的手，喉咙里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，没哼两句，另一只手便开始擦拭眼角涌出的泪花。更早一些，我和公公、嫂子陪他在肿瘤医院等待检查，他发微信给我：谢谢你能来，如果忙就先走，别耽误工作。再早一些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得知他可能得了癌症，跑去医院探望，他痛到扶着病床的边沿止不住地干呕，努力想坐直身子却连这看似简单的一点都做不到，只能对我扯出一个难看至极的笑容。
他的意识始终是清醒的，他想活，更想有尊严地活着，但显然并不容易。
我也想哭，可当着他的面我不敢，他“撕拉撕拉”的腔调我一句都听不明白，什么也做不了，但经历过引产的我懂得他的绝望，也能感同身受那种站不住也坐不了只能一直干呕的疼痛。我赶紧递上纸巾，安慰他不要多想，但连我自己都能感受到这话是那样苍白与空洞。
钱重要吗？重要。但在疾病面前，它不值一提。我惜命。
取好组织标本之后，下体开始断断续续地流血，像来大姨妈的第一天。
“给你塞了纱布止血，明天中午十二点记得来医院取或自己取出来。”护士说。
“我自己取吧，不想折腾了。”由于麻药的缘故，我的头还有些隐隐发晕。
纱布取出来的那一刻，我看着上面暗红色的血渍和呈流液状的鲜红色血迹，感觉有点扎眼。血会持续流十天左右，我懂。这是我第几次做活检？我已经记不太清了，我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。
几天后，结果出来。“恭喜你，没有病变，是炎症。记得定期复查。”医生告诉我。
我又逃过一劫。我长舒一口气，心有余悸。但下一次，我是否还有这样的好运？
自从生育问题开始困扰我之后，妇科方面好像也总能查出些问题。我就像一个长时间缠绵病榻的人，只是无力地等着那一刻的来临——我害怕，但害怕改变不了什么。
2
2015年8月一个普通的工作日，当我护着肚子一路疾步带小跑，赶上时间最近的一趟地铁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若是等下一趟，就要晚上八分钟左右，今天上班恐怕要踩点了。我已经怀孕快六个月了，上周刚做的产检，医生告诉我宝宝很健康，时不时，他还会调皮地在我的肚子里踢一踢，一切看上去都处在平稳的状态。
地铁转公交，到单位楼下的公交站时，时间比预计的要早20分钟。想着不吃早晨对宝宝不好，我快走几步迈入旁边的一家粉店，要了一碗瘦肉粉，叮嘱老板不放酱油、味精和辣椒，打包带到办公室。
又是常规忙碌的一天，对于今天的工作，来办公室之前我心里就有了安排。前段时间单位接了一个新项目，我主动要求负责，已经适应了每天紧张的节奏。加之正值暑假期间，有几位同事请了年假陪小孩，留下的人手头的工作量都不轻松。25岁，处于职业的上升期的我，并不愿被任何特殊对待。从小我就是这样，没有背景，不活跃，不做声，喜欢逞强。
坐到负责技术的同事电脑前，我开始对已导入软件的资料文本进行整理。为了不耽误后面其他同事的工作进程，我得抓紧时间把这几百页的文本整理好，最好上午就能完成。大概在电脑前坐了半个多小时，我感到今天身体有点不对劲，内裤似乎被浸湿了一大块。去卫生间看了看，不是血，而是一大片水一样的东西。大概是怀孕了分泌物比较多吧，我回到电脑前，觉得自己有点多心。
继续在电脑前处理文本，下体流出的水能察觉到的越来越多，甚至顺着我的腿流到了地上。我知道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，心里有些慌张，臀部肌肉微微收紧，徒劳无功地希望流出来的水略少一些。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或许是责任感，或许是意料不到情况的严重性，让我留下来想着先尽快把文本处理好。
中午1点左右，同事陆续吃完午饭回来，我的工作也终于告一段落。我缓慢起身，能明显感觉到原本被压制的水随着我的动作涌了一大片出来。拿掉办公椅上上午垫着坐的纸巾，我擦了擦仍被浸润的软垫座椅，强作镇定又不好意思地对回来的技术人员说：“抱歉，我感觉有水流出来，把你的椅子弄湿了。文本我已经处理好了，让其他同事下午校对就行，我先去趟医院。”
技术是个处在恋爱期的年轻姑娘。我看地板上还落下些点点滴滴的水渍，又弯下腰想拿纸巾再擦擦，她赶紧说：“你别管了，快去医院，剩下的我来处理。”我的眼睛有些发酸，此时工作完成了，我的心里却越发忐忑。公司不远处就是省妇幼保健院，我一路憋着气，挂了急诊，候诊的时候，我在心里默默地跟肚子里的孩子说着话，祈祷老天更眷顾我一些。
当接诊医生给出“胎膜早破，紧急入院”的结论时，我的脑子有些发蒙。医生问我有没有陪人，让护士拿来轮椅推我到住院部，叮嘱我一步都不要再走了。我就像个扯线木偶，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拢住了，周边的嘈杂都已与我无关。但此时我的心里仍然存着一丝希望，在我心里，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早产，又或者可以保胎呢？
跟所有的大医院一样，省妇幼的产科住院部人满为患，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个临产妇因没有床位住在了过道上。我也不例外，人来人往的过道中，护士临时给我支了张病床，贴着墙的边角放着，我孤零零地躺在上面，一动也不敢动，脚下垫了几个枕头，除此之外，什么措施也没有。
水，还在继续流着，不时会涌出一大块。我心里害怕急了，语气微弱地问前来查看情况的主治医生：“不用用牵引绳把脚吊高吗？”这是我从一位同事处知道的方法，她的孩子是早产儿，曾说自己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出现了胎膜早破，在医院倒挂了两周，很难受。
此时我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难受，只要能保住孩子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
但医生只是对我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：“太晚了，如果只是羊水渗漏还可以保胎，但现在B超结果显示胎膜已经形成了裂口，必须尽快引产。”
我感觉浑身都在颤抖，完全不敢相信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，眼泪让我的眼前一片模糊，说的话几乎无法连贯：“我，我不能把他生下来吗？早产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”
“胎儿太小了，生下来也活不了。如果晚半个月，胎儿有六个半月以上，我们还能试一试。”医生表示抱歉，“让你的陪人赶快过来办手续吧。”
我仍然保持着不动的姿势，给单位打电话请假。又做了很长的心理建设，给我妈和老公打电话，我挺怕他们失望的。我妈第一时间也不相信医生的诊断，让我先不要慌，孩子无论如何都要保住，她马上过来。等待的那一个小时，我才体会到书里说的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。
都是徒劳。我妈和老公一起去了主治医生办公室，却反过来劝我尽快做手术。原因是医生给他们看了B超化验单，结果显示我的羊水几乎已经快流干了，强行保胎儿也活不了，且胎膜破后宫腔内外连通，存在感染的风险，若胎儿感染而死，则整个子宫都可能需要摘除。
我的世界彻底地暗了下来。过道里，大人们的说话声、新生儿的啼哭声，都距离我好远，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巨大的讽刺，与这一切格格不入。脑子里嗡嗡作响，我承认我后悔了，我明明有那么多的节点可以发现异常的端倪，在上午勉力工作的时候，在早晨匆忙赶车的时候，甚至更早一些——从一个多月前开始，我的内裤上就不时有少量不明水渍，味道有些刺鼻，休息日在家待着不动会明显少一些，而我一直认为是怀孕分泌物增多的缘故，还特意问了度娘。活了二十多年，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，生与死的界限是那样模糊不清，一瞬间就能决定。
一根又粗又长的针扎进我的肚皮，淡黄色的液体顺着针尖缓缓流入，我闭上了眼睛。注入的是生理盐水，作为流失羊水的补充，之后另一管药水注入，胎儿便在我的肚子里挣扎着死去。那天夜里我的意识异常清晰，我清晰地感受到肚子里的胎儿动得一阵紧似一阵，眼泪一直流。我还记得第一次觉察胎动的欣喜，就在前不久我还轻轻地拍着肚皮跟胎儿说着话，但现在，频发的胎动过后，一切归于死一般的沉寂，他彻底地离开我了。离开的时候他很痛苦，是我的粗心、大意、掉以轻心，亲手杀死了他。
引产过后的白带化验，结果显示我的解脲支原体感染，它是导致胎膜早破的原因之一。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支原体，也是第一次知道支原体感染可能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。但其实并不是每个感染者都会出现症状，很多情况下它会随着免疫力提高而自愈，我无疑不是那个侥幸逃脱的人。
之后的几年我的孕育过程一直都不顺利，陆陆续续做了很多检查，又查出宫颈机能不全，让胎膜早破更多了一层风险。我始终觉得自己罪孽深重，常常会想，当时是不是坚持不引产，就能保住那个女儿？我跟老公闹过，有时候站在路边会想象一场车祸把我带走。一件事情的结果大抵是几个甚至几十上百个事件的叠加，我太贪心，总想什么都不耽误，到头来却什么都没有做好。当我终于明白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的时候，一晃眼已过了三十岁。不管是老公还是我自己，身体零件需要修修补补的都越来越多，不时我方唱罢，你方登场，要孩子成了更加遥遥无期的事情。
3
这些年，我已从当初那个意气风发、一心只想往前冲的女孩活成了一个谨小慎微、瞻前顾后的中年女人。职业晋升的阻碍更多的或许不是来自于公司，而是来自于自己。因为长时间已婚未育，我越发敏感、多疑，害怕被否定。说真的，有时候我也气自己，我在领导和同事面前怕说错话、做错事，对每个人都客客气气，对抛来的即便是自己岗位范围以外工作也照单全收，在很多人认为没有必要浪费太多精力的事情上浪费力气，导致的直接结果是，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打杂上，个人没有什么突出、能被人看到的成绩。甘心吗？并不，我得承认，我可能没有看上去那样老实肯干、不计较得失，我也会在心里把你我分得清清楚楚，会抓狂，会一千个一万个不乐意，只是我敢怒不敢言，对接手了的工作又不愿意糊弄和将就。我给自己画了个圈，悄无声息、半推半就地跌了进去，也不过是装模作样地挣扎了一下。
2019年下半年，考虑到拓展业务范围的需要，公司组建了一个新部门，负责拓展领域的对外宣传工作。我所在的部门恰逢上一个项目竞标失败，大部分人员被划转到了新部门或公司内其他部门。短短一周时间里，原本二十多人的团队，走的走，转的转，只剩下1名部门主任、1名普通员工和作为部门副职的我，一时间人心惶惶。人人都道我们这个三人团队挺尴尬的，我也觉得尴尬，我自诩做事还算熨帖与妥当，这个时候没有其他部门要我，一方面可能是照顾到我们部门主任的情绪，另一方面我也很难意识不到是因为自己已婚却长时间未育的处境。谁知道能做多久事呢？换作我，也不愿给自己身边埋个隐形雷。
新部门设在了我们部门隔壁，原先的同事见面时心里难免有些疙疙瘩瘩。一开始彼此还主动打招呼，后来能避也就避了。对这些过去的老部下，我心里多少是有愧的。作为部门副职，我并没有为他们争取多少权益，对自身的不满意使我不安、懦弱，寻求自保，特别是当部门人事经历震荡有员工被迫离开时，我也没有站出来说过几句有用的话。我知道有人心里是怨我的，我妈有时候脾气来了会说我：“你看XXX，小孩都几岁了，现在想干什么都行，哪像你，出去找工作谁会要！”我总会跟她争辩几句，但没生小孩像是我的原罪，我在心底里算是默认了罢。
同事也会刻意照顾我的情绪。结婚请柬我收到不少，但孩子的满月宴、百日宴，我通常会被善意地瞒着，不在邀请名单之列。省钱了。我有时会在心里自嘲，其实不必这样的，我还不至于脆弱到不堪一击。但轮到自己可以做点什么的时候，我又极害怕把不好的运气带给别人。比如为了方便工作，我曾在公司附近租了个一室一厅，后来觉得一个人住过于冷清，决定退租，有一个怀孕的同事想续租我的房子，我心里极不情愿，生怕她住我住过的房子出事，后来她租了其他的房子，我还长舒了一口气。几次孕育受挫，可能我也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了一个不祥之人。
部门重组后不久，有领导在公开场合指出我们部门现在只接手了一些零星的项目，创造的价值还不足以养活一个部门正职、一个部门副职和一个办事员。领导说的是事实，我辗转听到这话的时候更觉得心里发涩，又有谁能想到，我这个所谓的副职才是我们部门真正的办事员，越来越多的事务性工作堆在了我的面前。但踏实肯干又如何，没有个人成绩傍身的我，陷入了迄今为止职业生涯的最低谷，硬生生地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小人物。
是的，一个小人物、小透明，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
我挺羡慕我们部门那个普通办事员的，他已经在写作领域崭露头角，比我活得从容，活得洒脱，活得恣意。一次我们组织公众号作家搞了个笔会，在座所有人寒暄着，肯定着彼此的成绩，我在一旁像个傻瓜一眼，没有人多看一眼。这是一场属于别人的狂欢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只盼着赶紧结束。大家都已经往前走了，只有我还一直停留在原地。
现在我的朋友圈里只剩下了工作的内容，有好多次了，我都很想发朋友圈，但总是构思了想说的话，又一再放弃。成年人的哀伤，究竟是不爱生活，还是不敢爱生活？我活得战战兢兢，渴望被关注，又害怕被关注。不过是生育这一件事，我就轻易地困住了自己。
前几天有陌生人问起我的小孩几岁了，我神使鬼差地撒了谎，说她5岁了。也许我当那个女儿来到了人世间，我已经不太愿意再因为生育这件事被人过度关注与解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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